当文艺女青年遇上台湾农民

　　原标题:当文艺女青年遇上台湾农民

　　绿妖,著名的文艺女青年,当过编辑出过小说,其中《少女哪吒》还被拍成电影颇受好评。近日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绿妖的新书——《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》。

　　这本书是绿妖的首部非虚构作品,她走访了台湾政府、10余个社会团体、60余位农民,记录了台湾农业发展的过去和现在进行时。

　　尽管创作《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》时,绿妖把个人色彩降到很低,但她依然投入了大量的感情,写书的过程中,绿妖感觉到自己在和这个世界建立了一种灵犀,她对记者说自己不再是个“死宅”的人了,“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可以独立存在,我会继续非虚构写作,因为人和人的交流,是任何的虚拟的技艺都无法替代的。”

　　绿妖写农民,这样的组合听着有些“风马牛不相及”,但绿妖却乐在其中,甚至通过这次的写作重新发现了自己在世间土地上的定位。

　　不管贫富,皆可怡然自傲

　　《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》是绿妖的“命题作文”,是受《读库》的老六张立宪所托:“他给我打电话,问我想不想写台湾农业的书,我很吃惊,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他做这个选题的。他说他有个台湾朋友在北京,跟他聊起台湾有一层基层机构叫农会,会做很多帮助农民的事。比如说水果熟了要卖枇杷的时候,农会就做个展销会帮他们卖水果,场地费都是农会帮农民出。我和老六听了怦然心动,觉得应该做这样的访问,但我不是出身农家,我自己五谷不分,所以我就和老六说:‘你找找有没有更合适的人,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去’。”绿妖笑称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六会想到让她去完成这个选题,“可能他觉得我比较闲”。

　　接触到这个题材后,绿妖先去北京的一个有机农贸市集,与那里摆摊的农民交谈,“先从了解本地的农民开始,有一个直观感受,再去台湾采访,回来之后在图书馆也看了很多资料。我自我感觉,写的时候更多是从记录者的角度,不像梁鸿老师,她作为从事农业研究专业学者,是站在农村、乡村内部角度去写的。”

　　自傲,是台湾农人给绿妖的深刻印象,不管贫穷富裕,他们都有一种怡然自傲之色。台湾农民虽然也风吹日晒、面色黝黑,但是并无自卑羞怯之色,“我所见的大陆农民,尤其是出现在城市里的农人,总有仓皇自卑的心理,沉默寡言。而在台中乡下,我列席产销班会议,一个乡村的微型社会结构呈现眼前,它内部有利益合作、人情往来、技术学习,是血缘结构之外的另一种补充,我请教其中一人姓氏,该长者微微一欠身‘小姓姓黄’,举止间的优雅矜持难以言喻,看似粗犷的书记,纪录班级活动,竟是一手端丽隽拔的毛笔书法。”绿妖说台湾农民不一定比大陆农民生活富有,可是他们有很高的自我认同,乍一看不算富裕,但内里并不匮乏,他们的生活“朴素而殷实”。

　　对台湾农民,梁鸿与绿妖感受一致:“我觉得在台湾,说到农民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悲怆,没有呼天抢地的感觉。我很喜欢这种感觉,很平淡,农民就是农民,是一种职业,是一种生活方式,不是社会的病症,也不是感觉上的陈旧乡村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想要的,我们将来或者现在,哪怕是乡村没有了,当我们提到农民的时候,我们就仅仅把他还原到一个职业。”

　　绿妖同意梁鸿的说法,“台湾农民都在做自己的事情,结合起来,农民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,他们有反馈的渠道,也有发言的渠道,想要什么他们也会去争取。”绿妖说台湾农村生态很丰富,以前有非常大的民间组织叫农会,在农会之外,这些年农民自己又建立很多,“比如说种地为主的就会有很多产销班,交流技术,交流情感。经营范围跨到了民宿,跨到了农家采摘,就会加入商圈,向政府争取更多资源。还有的从城市向农村渗透的服务联盟,会以购买、消费来实现他们想要的,就是我给你的价格好一点,但是你要给我没有农药,有机的产品,他们以消费者的力量实现他们想要的绿色食物,绿色土壤。还有像杨儒门那样的监督者,像一个牛虻,时刻停在政府的脖子上,看见不对就上去咬一口。”

　　兴致勃勃地种地,是一种生长的力量

　　绿妖的采访者之一刘昌炀说:“台湾有句话:吃水果拜树头。你吃这个树的水果,有机会时给它上一根香。台湾的土地,都有皇天后土,农民会给土地烧香,不管赚不赚钱,这个土地养育我有恩,我照顾它、它照顾我。”土地对一个农民来说,不只是他自己的一辈子,还意味着他父亲、她丈夫、他们的祖父,世世代代的传承,像一家百年老字号的传人,努力工作未必是为了营利,更多倒是诚惶诚恐,希望老字号不要在自己手里终止。

　　绿妖采访时包的出租车司机刘福正也是个农民,家里有两分半地,言语不多的他,却对绿妖说出了一串童话般的句子:“做农的话,你要了解农作物,你要跟果树对话。它会生病,会肚子饿。它会说,它吃的东西不够啦,肚子饿啊,有虫在咬它啊,它微量元素不够啊。做农一定要了解你的作物有什么问题,才有办法种得漂亮。跟小孩子一样,他长得健康,依靠我们给他吃的什么。”

　　绿妖在台湾采访了很多农民社团,有的以老年人为主,有的以中年人为主,还有的是以青年人为主,让她感动的这些社团都有着浓浓的人情味,“你置身这样的乡村,你不是一盘散沙中的一粒,而是黏土当中的一部分,是有粘合的。可能年轻的时候产销班是大家相互激励,创业的土壤,到老年了就是一种长期的陪伴,大家结伴一起出去玩。台湾农村有很深的多方面的人性因素来黏合农人,黏合在他的土地上。我们经常说叶落归根,如果你没有根,你的落叶应该落在哪里呢?我觉得他们是有根的。城里很多人恨不得三十岁就退休,不想上一天班了。在乡下你看七十岁、八十岁还在种地,你会思考人和土地的关系,这些人很兴致勃勃地去种地,这是为什么?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永恒的东西。还有他们稍微大一点的姓都有祠堂,祠堂传了好多代,到现在还有人去清扫、上香,是一种很绵延、恒定的东西在支撑着人,我觉得这不是封建也不是迷信,是一种情感,一种生长的力量。”

　　绿妖书中提到一位80多岁老奶奶还种地,有两个菜园子,让梁鸿读后十分感慨:“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,人的生存感不仅来自于挣多少钱,也存在于和自然的和谐当中。今天我们把这种幸福感给遗忘掉了,在绿妖的这本书里,我觉得这个幸福感是闪现的,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它是永恒的,有永恒的味道。它跟故乡的永恒的失落是不一样的,是相对照的。今天我们的文学,尤其是大陆文学里面可能缺乏这种永恒的风貌,那样一种繁荣,植物的繁荣、繁茂,确实是缺乏的,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到,连你的村庄都没有了,树也被砍了,河也没有了。”

　　就像拳击,一上来就被打得头晕眼花

　　绿妖并非在《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》中“美化”台湾农民,描写“世外桃源”:“台湾农民也并不是那么高大上,他们的内部意识形态也是千疮百孔的,哪怕表面很完善,但细节上肯定也有不到位的情况。”绿妖坦承,自己刚开始听老六的台湾朋友讲述时,确实预设了写作立场,以为台湾政府很好,很照顾农民,结果当她采访到社会运动家杨儒门时,这样的观念便遭受“重创”,绿妖说:“我问他这些年的农业政策,有哪些方面他觉得比较不错?他说‘没有好的’。我问历史上有没有什么时候是做的比较好的?他说‘没有好过’。我说我来采访这个选题是因为台湾朋友说农会很好,杨儒门怎么看农会?他说:‘农会就是地痞流氓’,这跟我的采访印象有很大差别,我就说我采访时看到农会和农民的关系还挺融洽的,他听了立刻拉下脸说:‘你是不是收农会的钱了?’我说没有。总之跟他的聊天有很大冲击,中途都要崩溃了,就像是打拳击,一上来我就被对手打得头晕眼花。”

　　但是这“一拳”也让绿妖多获得了一个视角,“我觉得我不应该站在一个大陆参观者、观察者的角度,我应该抛弃大陆比较的参照体系,稍微进入他们的内部。台湾农民也有自己的挣扎,全球农业进入现代化,小农经济的台湾一定会有自己的挣扎和失落。杨儒门的看法是一个极端,我最开始出发的时候,听到的可能是另外一个极端,最终在写作时取得了一个平衡中和的立场,把原来的立场打碎掉之后,其实长出了一些新的东西。比如说很多政策其实不是生出来就是完美的,是一个博弈的结果,都是农民争取来的。”

　　绿妖说自己试图写出动态的过程,而不是一个静止的美好农村,“台湾不是我们的对比,它有自己的痛苦困惑需要面对。”对于大陆的农民政策是否应该借鉴台湾的做法,绿妖表示不要简单地说台湾农业是大陆未来的方向,“不能一群坐在空调房里的人一拍脑袋就决定了一大片土地的未来。可能还是要遵循民间真实的状态是怎么样的,但是,我们决策者应该做的是倾听民间的生态,让它的生态自由萌发,让民间有更多多元化的团体,当他们为自己发声的时候也能听到自己的声音,帮助他们,陪伴他们。而说到温饱的话,大陆现在很多农民并不是温饱问题。我看梁鸿的书印象最深的是,她的同乡人温饱没有问题,收入很高,但是很焦虑,找不到身份认同,没有归属感。没有自我认同感,这是最大的问题,所以并不是吃饱了就必然会得到问题的答案了。”

　　在梁鸿看来,现在的大陆农民像孤岛一样被孤立起来了,没有人聊天,没有人说话,“中国古代就有告老还乡,很多官员退休之后都要告老还乡,他是很开心的,赚到了钱,荣归故里,回去盖很多牌楼。他为什么可以告老还乡?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地方,有一个文化氛围。但是现在村庄里人都走了,没有回去的这种通道,这是需要建设的,需要大的制度建设和自我建设相结合。”

　　绿妖则认为,不要以为现代文明只存在在城市之中,在乡下仍然有机会建设属于自己的文明:“我觉得台湾的美浓很文明啊,当地的民宿争奇斗艳的。我们住的地方就种着睡莲,环境很好,房间里还挂着艺术品,他们这一代五六十岁的农民,都是走南闯北,出过国的,眼界很广。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审美是不俗的,民宿非常精致,不是说很豪华,而是说有审美在里面,住在里面很赏心悦目,院子很宽敞,有湖,有青山,晚上散步觉得心旷神怡,我就觉得很文明。我们会有一种思想,觉得只有城里才有现代文明,我觉得不是的,就是看你有没有能力建立属于乡村的现代文明。”

　　终于不再“死宅”

　　完成《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》后,绿妖暂时不会再写这类题材:“因为我毕竟不是研究农业的专业人士。”但是她会继续写非虚构作品,《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》治愈了她的“死宅”毛病,“我是有那种社交障碍症的,走出家门跟陌生人打交道,对我来说是很难克服的一件事情,我是一个特别怕依赖别人,畏惧跟人交流的人,很多写作者都是这样,内向。为了逃避这种东西,逃开我不胜任的交流,我连职场都不混了,从职场跑回了家,一个人在家里宅着写了好几年。”

　　接下《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》走出家门时,绿妖说自己的心情是“惊恐”的,庆幸的是她去的是台湾,台湾农民的热情,台湾的“礼乐风景”让绿妖克制住了恐惧:“非虚构写作必须依赖别人的帮助,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状态,你必须依赖别人把你带到这个地方,给你介绍人,有时候要给你做翻译,你要接受别人的好意。这个过程中,它教会我一个很重要的道理,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做好自己就可以了,我要求我自己写好就可以了。其实不是的,这是一种虚幻想象的状态,其实没有人是可以独立存在的,我们都是依赖着别人而存在,我们相互依赖存在,我觉得写这本书,非虚构写作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启发。”

　　绿妖说从这本书开始,她可以没有心理阴影地走出家门了:“像我这样的人整天坐在家里,发现你变成了自给自足的世界,但是你要写什么呢?你无限地挖掘人性,无限地审视自己是会出问题的,所以走出家门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开始。”

　　本版文/本报记者 张嘉 摄影/绿妖